明末时期，满洲八旗如旋风般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先后收伏内外蒙古诸部，入主中原。雍正时期，打败盘踞青海的和硕特蒙古部族，把青海纳入直接管辖；乾隆时期，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完善对西藏的治理，乾隆时期彻底消灭漠西的蒙古准噶尔汗国，平定新疆。可以说，清朝前期满洲八旗的能征善战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
虽然早在皇太极时期，漠南的内蒙古已经归附清朝，地处漠北的外蒙古喀尔喀三部也开始向清朝进贡，但是大多是名义上的，此时的清朝对漠北蒙古并没有实质性的统治。康熙三十年，面对准噶尔汗国入侵，沙俄提出外蒙古接受俄国保护成为其保护国，但是，喀尔喀蒙古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经过权衡，决定举旗投清，归降清朝，至此外蒙古纳入清廷管辖，康熙皇帝与蒙古各部在多伦会盟，废除蒙古旧有的官职称号，实行盟旗制度。为达到“众建而分其势”的目的，清廷对蒙古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清廷将外蒙分为四部，到清末时，蒙古已有86旗。
清廷按照蒙古归降的先后顺序和与朝廷关系的远近，将蒙古分为了“内札萨克蒙古”和“外札萨克蒙古”。内札萨克蒙古，俗称内蒙古，是康熙初年之前归附的蒙古部落，随清军征伐各地，受到朝廷信赖。到了乾隆时期，内札萨克蒙古分为二十四部，四十九旗，相当于今天的内蒙古地区。在蒙语中，札萨克是执政官的意思，也有政府的含义。清朝对内蒙古的管理相对外蒙古更加严格，内属蒙古各旗是由清廷直接派遣副都统、散秩大臣或总管为旗长进行管理，下设的其他官吏如参领、佐领、骁骑校、护军校、前锋校等也大都是朝廷派遣。而外藩蒙古则是由各旗的贵族来充任世袭札萨克，即旗长，由朝廷履行册封程序。
外札萨克蒙古是康熙中期以后归附的各部落，狭义的外札萨克蒙古指的是外蒙古，清朝时分为四部，即土谢图汗部、赛音诺颜部、车臣汗部与札萨克图汗部，也就是今天的外蒙古地区（蒙古国）。
清代外蒙的四大部落由于远离清廷，清朝廷在外蒙境内设立官吏和节制诸部落，外蒙汗王尊清朝皇帝为“天可汗”，类似清联邦体系下联盟关系，由清朝皇帝授予汗号，因此拥有相对的自治权，自治权很高，他们奉大清年号，定期朝拜和纳贡，但是地理位置偏远，外蒙古与清廷和内地的关系远不如内蒙古亲密。
1840年，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大清王朝被迫卷入了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之中，一个已经传承几千年的老大封建帝国要直面刚刚崛起的工业文明，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况，清王朝面临西方的降维打击。按李鸿章的话来讲，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奇变”！
此时在地缘上，中国陷入空前困局，日俄英法四大列强几乎包围中国：日本占据了朝鲜，台湾；俄国在北方包围我国，并渗透进蒙古，新疆、东三省；英国占领了印度、尼泊尔和缅甸；法国控制越南、老挝及柬埔寨。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陈天华《猛回头》
东南沿海被洋人瓜分，广州湾，胶州湾，旅大等地都被各国强租，地处边疆的西藏，新疆，蒙古和东北面临被他国占据的危险。为应对时局，保住领土，清朝加强了对边疆的管理，左宗棠抬棺西征收复新疆，并筹划新疆建省；此后，台湾建省，东三省建省并解除关禁，中原内地大量汉族流民开拓东北。在西南，赵尔丰在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进军西藏，震慑英人，威慑，保住了西南半壁江山，通过新设府、厅、州、县管理边地民人，并开始筹划西康建省；在蒙古，鼓励开垦（走西口），清末，内蒙古地区也设立了3道2府10厅13县，并改设了1府2州，形成旗地与州县“插置”，内地的州县管理方式已渗与其间。
外蒙古地处遥远的北疆，俗称漠北蒙古，也就是沙漠以北，人口稀少，游牧部落过着“逐水草迁徙”的生活，蒙古牧民贫苦不堪。各种生活物资依靠内地的商人提供，很多牧民欠下了内地商人的欠款，导致更加贫穷。
清朝对边疆的管理采取的是因俗而治的政策，不允许内地汉人前往东北、新疆、内蒙古等地迁徙谋生。划定边界，不许越界，对东北实行封禁，严禁汉人今日，因此才有了闯关东的说法，形容路途之艰辛与生死难料。为了确保蒙古贵族利益以及社会稳定，借保护牧场之口，清政府规定不准内地（汉族）民人搭盖房间，饲养牲畜”。因此，直到清朝后期，清政府一直禁止蒙古王公聘任汉族文人担任文书工作，还禁止蒙古族民众学和使用汉文。因此，除了一些蒙古王公和懂些蒙文、藏文和满文外，绝大多数牧民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
虽然清朝对蒙古的“众建以分其势”的政策行之有效，确保了200余年间对蒙古的长期统治的稳定，但与此同时，清廷采取严格的汉蒙分离政策，也使得在清朝数百年间的统治期间，蒙古地区不但没有彻底的融入中国，反而与汉地渐行渐远。
随着晚清的衰弱，清朝的驻军也逐步减少。在19世纪后期，乌里雅苏台城的驻军，只有“兵240名，满营兵33名”，库伦驻军与此相似，科布多和恰克图的驻军比乌里雅苏台还要少。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旧式，没有多少战斗力；清朝在外蒙古边防废弛，与俄国接壤之地的边防哨所（卡伦），更是清一色的蒙古民兵，“每个卡伦官兵至多不过50名，其各卡伦相去甚远，声势不能联络。”也就是有边无防，边防空虚。
沙俄不断科考队来到外蒙古地区进行地理考察，获取当地情报，俄国在库伦获得设立领事馆后，不断加大经济渗透，俄国商人遍及外蒙古各地，既是经商也是搜寻情报，19世纪末）喀尔喀四盟，无一旗无贸易之俄（国）商（人）。对外蒙古的统治阶层，沙俄方面也一如既往地实施煽惑和拉拢政策。比如哲布尊丹巴八世少年时期，沙俄驻库伦领事就经常赠给他各种贵重的礼物，使之更为“亲俄”。西伯利亚铁路修通后，沙俄在1900年以保护商人利益为名派兵进入库伦，尽管以后撤军，但是库伦的俄国领事馆依然驻扎着人数众多的卫队。
在清朝统治的数百年间，外蒙古地区虽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生活方式，都与中原地区大相径庭。这样的情况，在王朝鼎盛时期不会有多大问题，一旦王朝衰落，这些地区势必会升起分离之心。加之俄国人的觊觎和离间，在清末和民国初年政权更迭之际，外蒙古王公们在俄国的支持下，将外蒙古所有的清军部队押解出境，外蒙古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宣布外蒙古独立，号称日光皇帝，称额真汗，年号共戴。
1915年，北洋政府面对日，俄，英三方压力，被迫签订《中俄蒙协约》，又称《恰克图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享有宗主权，同意外蒙古实现“自治”。该条约打破了中国和俄国以及蒙古之间关系的僵局，中国又可重新派员赴外蒙古。1916年8月，原库伦大员陈箓请辞（后任外交总长）。北京北洋政府派员接替，却遭到俄国政府的反对，北京的俄国大使竟然要求中国政府派驻库伦的大员要征得俄国当局同意，北洋政府只得以时任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的陈毅接任。
此时的外蒙古当局大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重用喇叭理政，大权旁落的王公贵族心生不满，当局内部陷入了黄派，黑派内争。黄派执掌大权后与外蒙古各王公（黑派）之间的矛盾加剧。不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沙皇俄国政府垮台。俄国卢布暴跌，使外蒙古王公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加上沙俄未兑现“蒙古独立”的承诺及欺压太甚，外蒙古当局尤其是上层王公对俄不满，开始转向“排俄亲华”，陈毅到任后怂恿亲华的蒙古王公取消自治，重回中国。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俄罗斯陷入内战之中，保皇（白俄）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爆发内战。为革命，美英法意等各国纷纷宣布出兵俄国革命，日本也在1918年出兵俄国西伯利亚地区，日本随后支持俄属布里亚特蒙古人谢米诺夫的白军占领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外贝加尔地区，并将红军驱逐出恰克图，这引起军力不足的外蒙古当局的恐慌，据估计当时外蒙古的兵力仅有5000余人。谢米诺夫在远东地区站稳脚跟后，开始筹划南侵外蒙古，试图以此作为战略据点，建立起包括外贝加尔和中国外蒙古，呼伦贝尔，卫拉特蒙古人在内的“统一蒙古国”，甚至公开邀请中国满，民“参加”，公然染指中国东北，西北，西藏等地。
外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为免除日本及谢米诺米的威胁，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开始同意有条件取消“自治”，但是在自治问题上，蒙古当局始终摇摆不定。
早在1918年初，苏联红军就企图通过乌丁斯克（今俄罗斯乌兰乌德）向外蒙古扩张。2月22日，苏联红军控制了恰克图，大批俄国富商，军人，官吏越界避难进入外蒙古边境城市买卖城。苏俄300余名红军战士在1918年3月28日越过边界，勒令买卖城的白俄匪军交出武器投降，并要求外蒙古当局驱逐沙俄领事，承认苏俄政府，遭到外蒙古当局拒绝。不久，日本和西方列强出兵西伯利亚，苏暂时退出西伯利亚地区，但并没有放弃对外蒙古的野心。
在处理外蒙古问题上，此时的北洋政府分为两派，一派坚持采取武力解决，另一派坚持采取怀柔政策，如陈毅和陈箓，所以陈毅等一直与蒙古私下王公秘密交流，借助外蒙古黄派与黑派之间的矛盾，使得外蒙古最高当局政策逐步转向中国。时任民国外交总长的
陈箓认为民族自决已成为世界大势，主张采取怀柔手段，避免予人口实，引起外交问题：
“外蒙自治一节，不唯载在协约，对内，对外均经政府确切表示，大信所在，既不可轻议变更；而民族自治，为世界潮流所趋，尤不可显与背驰，致招他国非议。况自俄乱以来，外蒙官府已深知俄力不足倚恃，已一变其宿（夙）昔之态度，对于深表亲赖之意。……
在我正应一意怀柔，使中、蒙关系日益亲密。若轻堕已成之局，不唯阻谒蒙人内向之诚，更恐别生误会
由于陈毅从未与库伦最高当局公开正式磋商，只是私下与王公代表，如外蒙古“外交总长”车林多尔济等私下商讨，再加上当时国内外的复杂局面，陈毅、陈箓“一意怀柔”政策注定难以推行。
1919年6月13日徐树铮就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总揽热，察，绥，甘，新诸省及内外蒙古地区军政大权。徐树铮是段祺瑞心腹大将，虽然徐树铮在北洋军阀中属于无名之辈，无法与冯国璋、曹锟、张勋等北洋大佬相提并论。但是，徐树铮早年偶遇段祺瑞，段祺瑞被青年徐树铮的才气所惊讶，悉心栽培，并派往日本学军事，1905年徐树铮学成回国后，成为段祺瑞手下最主要的谋士之一，徐树铮文武双全，极富谋略，有“小扇子军师”之称。段祺瑞许多重大的决策都出自徐树铮之手，是段祺瑞手下的肱股之臣。此时，徐树铮与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并称皖系的“四大金刚”，可以说，段祺瑞一生的功绩与徐树铮密不可分，如果没有徐树铮，段祺瑞就不会成就伟业。有人说徐树铮之于段祺瑞，犹如刘玄德之于诸葛亮，如曹孟德之于郭奉孝。徐树铮也常常以此自诩。
眼见怀荣蒙古，和平收复权益的策略不见成效，徐树铮为树立皖系军阀威信，展示军事力量，并捞取个人资本，在就任西北筹边使后，开始武力收复外蒙古的行动。1919年10月23日，徐树铮率领一旅边防军约4000人挥师北上出塞，向外蒙古出发，29日到达库伦。到库伦后，他命令都护使陈毅回京赴命，命军士占据要塞，并控制库伦全城。在库伦的外蒙古当局高层皆被软禁，库伦城内不许任何人随意进出。
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出示了他重新拟定的八项撤治条件，逼其签字，并警告巴德玛多尔说：“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即哲布尊丹巴活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第二日，外蒙古高层开会决定：取消自治，并呈文民国大总统批准，外蒙古请求撤治的呈文随即送至北京。11月22日，
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明令“俯如所请，以顺蒙情”，批准取消外蒙古“自治”，仍复前清旧制，同时下令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北洋政府外交部随即通知原沙俄俄驻华公使库达摄夫（此时，北洋政府还承认沙俄为合法政府），宣布废除1915年《中俄蒙协约》。
至此包括唐努乌梁海在内的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
1919年12月1日，呼伦贝尔也电请取消其“特别区域”的自治地位。自此，外蒙古，呼伦贝尔取消“自治”，回归祖国，成为近代北洋政府维护中国主权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政府收复外蒙古，呼伦贝尔主权后，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武昌起义以来，边疆危机加重，在帝国主义挑唆下，西藏、外蒙等地区与貌合神离、离心离德，徐树铮收复外蒙古给帝国主义势力以沉重打击，宣誓了维护统一的决心，镇慑了内外分裂势力。
1919年11月24日，收复外蒙古的徐树铮向身处南方的孙中山先生电告有关撤销外蒙古“自治”等情况，26日孙中山先生回电高度评价了徐树铮收复外蒙古：“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四内响应。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即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忻鼓舞之不已”。他在答唐宝锷时表示，“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可见徐树铮的壮举得到了海内外很高的评价，就连南方的孙中山都称赞其功超“傅介子，陈汤”。
徐树铮在治理外蒙古期间，报请北洋政府当局注销了外蒙古各王公积欠的前清政府旧债。同时，还积极与俄方交涉，偿还外蒙所欠俄债，但“因俄乱未已，事未果行”。这些怀柔举措，缓解了双方矛盾。但是，徐树铮在处理外蒙古取消“自治”和治蒙初期，对外交和外蒙古情况并不熟悉，又急于求成，所以部分举措操之过急，损害了民族感情。徐树铮将原外蒙古“自治”官府的五个衙门全部合并到西北筹边使署，并将原文档，人员接收，且对旧人员未做妥善安排，还有40万卢布全部“充公”。这引起大多数蒙古人的不安。当然，徐树铮也提出了系统治理外蒙古的政策，部分策略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关系。遗憾的是，国内分裂和外敌入侵没有让他实现这一策略。
1920年7月4日，由于直，皖矛盾加剧，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不久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阀下台，直系军阀秉政，徐树铮被免去了西北筹边使职务。至此，北京政府在外蒙古军事力量遭到重创。
直系政府重新启用陈毅处理西北事物，陈毅复任库乌科唐镇抚使，重返库伦。但是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上层集团及蒙古王公，一方面与日本扶持的
白匪一部恩琴部合作，另一方面又与苏俄建立的远东联系，寻求彻底“独立”。此时白俄匪军恩琴部正在向库伦进军，而得到苏俄扶持的外蒙古人民革命开始举事，外蒙古再度陷入动荡，分裂。
1919年8月3日，苏俄向外蒙古发表了《告蒙古人民书》，该文书中宣布除放弃沙俄在外蒙攫取的特权外，并承诺外蒙古“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
1921年3月1日，乔巴山等在在恰克图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蒙古人民。确定蒙古人民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蒙古人民的独立，当前目的是把蒙古人民从中国军阀和白匪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恢复不久前被取消的外蒙古自治”。1921年3月13日，宣布成立蒙古临时人民革命政府，决定实行武装“起义”，消灭恩琴白匪，驱逐华军。
1921年3月18日，苏联远东及蒙古人民革命军攻占外蒙古境内的买卖城，击溃并驱逐买卖城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当局的库伦镇抚使陈毅被迫自恰克图逃往满洲里。7月6日，远东上万名部队进入外蒙古，库伦沦陷，恩琴匪军2000余人被击毙。1921年7月12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在库伦成立，定国号“蒙古人民国”，由于外蒙古民众普遍信仰教，因此尊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为元首，号额真汗，暂时实行君主立宪制政体。1924年，外蒙古大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去世后，君主立宪制被废除，实行共和政体，成立了蒙古人民。
1924年5月31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与苏联代表加拉罕在北京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简称《中俄协议》），共15条，其中第5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由外蒙古尽数撤退”。中国也承认苏联政府。至此，中苏正式建交。
清末时期，国力衰微，帝国主义列强环视边疆。庚子之变后，清廷开始推行新政，边疆大员在外蒙古推行新政期间，建树不多，甚至是损害了蒙古王公和下层牧民的权益，加之俄国挑唆，外蒙古与清政府逐渐离心。武昌起义后，对边疆控制力降低，边疆管理出现空白，外蒙古内外分裂势力乘机勾连起来，从“自治”逐渐走向了独立。
外蒙古自古以来为中国北方民族的匈奴、柔然、突厥和蒙古等民族世居之地，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分。期间，为守护国土，维护统一，北洋政府当局虽然试图挽回，也出现了徐树铮这样的强势人物试图改变历史走向。但是面对北方强大的对手、复杂的局势以及相对弱小的国力，终究是力不从心，外蒙古与祖国渐行渐远，最后空留下一个宗主国的名分，造就了外蒙古已经脱离中国的事实。1946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北方大国的压力下，被迫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地位，外蒙古脱离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